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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最近有一位匿名者在网络上全面地讨伐农民，虽然引起许多网民不满，但也还有人附和。如果说匿名作者不是刻意炒作，那就是一种偏狭心理和无知在作怪。
农民穷不是人们鄙视他们的理由。中国农民，特别指粮食种植农民，其收入水平低下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而是生产条件和我们的经济条件使然。中国种植粮食的农民每户大约种植7亩地。在华北平原，种7亩玉米，需要工作日大约1月，种7亩小麦，有2周时间就足够了，面积再大一些，工时相对还可以减少。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大约1亿公顷，大概实际耗费50亿个工作日。这意味着中国种粮的农民没有实现充分就业。
为什么中国种粮农民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我们常常说中国地少人多，但也有发达国家同样是地少人多，农民却并不贫穷，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农民是高度兼业的农民，而为兼业创造条件的是高度的城市化。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低则与过去实行的消极的城市化政策有关。因为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其他制度的缺陷，我国农民向城市转移还存在障碍。如果国家实行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让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更快一些，农村种植业的平均经营规模就会更快增长，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会更快一些。例如，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让一部分农民在土地使用权转移时获得更高的收入，农民在城市定居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再如，加强城市劳动管理，限制城市职工加班，则保守估计，城市就业岗位也可以增加3500万个，这意味着农村大约有5000万个家庭可以进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政策还不够积极，有关部门也总是强调对经济的总量调整，而忽视结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策的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有重大影响。
总体上说，种粮农民的贫穷是一些历史条件和现实的体制因素决定的，与农民的所谓“素质”关系不大。农民的教育水平提高会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最重要的。近期有报道说，中国在俄罗斯务农的农民因为勤劳肯干受到当地人的尊重。其实，这是中国农民的一般情形。
至于说农民的道德，我看也不能说农民的道德就不好。近几年观察到一个实例，让我们对现代中国农民的道德升华很有信心。我们常听说农民在“订单农业”中不守信用，当市场形势好的时候，农民就想与客户撕毁合同，把农产品卖给自由商贩；当市场形势不好的时候，农民则希望客户按照原来的合同价把农产品卖给客户，于是，有人就哀叹，说中国农民不适合面对市场生产，因为中国农民是不讲信用的一群。事实果真如此么？近日到山东某地做调查，一位连锁经营商告诉我，中国农民很容易打交道，很守信用，履行农产品交易协议不成问题。在实行合约交易初期，有个别农民不是太守信用，但农民一旦看到长期协议对稳定市场的好处，特别是看到收购农产品的客户有诚意，农民就不会再违约。不论市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农民都尽力按照合同办事，哪怕有一时的损失也不在乎。连锁经营商告诉我们，他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反倒感受到种种不便，特别是税费征收的不规范，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实，一个社会在转型时期如果发生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情形，绝不会单单在农民身上显现。这是因为新规则的建立不仅要付出直接成本，人们适应新的规则还是一个长时间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主要不是靠政府灌输，而是靠反复进行的社会交易过程所产生的利益得失的估价给人们记忆的刺激；也就是说，反复的违规行为会造成反复的利益损失，才会教会人们遵守新的规则。观察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可以看到这一时间差无一例外地都会存在。
